他的论文研究的是耳朵和大脑如何给声音定位。为了分析他的数据,他不得不把数据送到学校的计算中心。在那里,一名工作人员在防护玻璃墙后面帮他操作该中心身躯庞大的计算机。这名工作人员向他展示了把他的数据和项目输入打孔卡片的繁琐过程。这是那个时代的标准做法。
泰勒数年后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我感到很震惊。在思考了一会儿之后,又觉得很生气。数据录入过程实在荒唐。”
“我认为这简直是侮辱人。”他补充说。他离开计算中心,回到他的实验室,用起了一台台式计算器。他说,他知道计算器“可以操控符号——它使用低电压代表1,高低压代表0,这些 1 和 0 可以结合起来代表字母,字母可以结合起来代表文本,文本可以结合起来代表知识。”
“为什么计算机不能做到这些?”
两年后,他读到了《人机共生》。这篇论文给他在NASA、五角大楼、施乐以及后来的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的工作提供了最基本的参考。1968 年,他与利克莱德联合撰写了一篇论文《作为通信设备的计算机》(The Computer as a Communications Device)。该论文描绘了计算机网络将如何改变社会的轮廓。
上世纪60 年代在五角大楼工作时,泰勒被要求协助美军在越南的战事。他得知,林登·约翰逊总统听到他认为不准确的“阵亡人员统计”数字时感到十分恼火,他命令当时的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解决好这个问题。
麦克纳马拉给DARPA局长打了电话,于是泰勒数次被派往越南解决被用于报告战争进展的信息系统所出现的问题。泰勒说,在第二次越南之行结束之前,他就已经确信美国军队根本没有理由待在东南亚。
1969 年,他离开五角大楼,先在犹他大学教了几年书,然后进入了新成立的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在那里,他加入一个小型研究团队,参与改进恩格尔巴特在斯坦福研究所开发的多项技术。该团队也开发了一些新技术,比如基于图形的个人计算机。
泰勒的研究团队建造了一个名为Alto的个人计算机原型;由艾伦·凯(Alan Kay)领导的另一个团队又为其添加了一个软件系统。该系统后来成为所谓“桌面比拟”(desktop metaphor)的前身。在这个系统里,文件以图形图标的形式显示在计算机桌面上。这项技术先后成为苹果公司的丽莎(Lisa)和麦金塔(Macintosh)计算机以及微软Windows 系统的灵感来源。
激光打印机也是在施乐帕克研究中心发明的。除了为施乐带来经济利润之外,激光打印机也是当时由泰勒团队探索的“未来办公室”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最后从中获利最多的却是史蒂夫·乔布斯。在获得施乐管理层的允许之后,乔布斯在施乐帕克研究中心拜访了泰勒的团队。之后,乔布斯借鉴他所听到的理念,第一个成功地将新一代的计算推向市场。类似的还有查尔斯·西蒙尼(Charles Simonyi)。当时他是一个年轻的软件设计师,为 Alto计算机开发出了一种早期的文字处理软件程序。后来他加入微软,并带去很多帕克研究中心的理念。
上世纪90 年代,在其职业生涯的后期,泰勒在帕洛阿尔托创立并运营了数字设备系统研究实验室(Digital Equipment Systems Research Laboratory)。该实验室曾协助创建Alta Vista互联网搜索引擎。
据泰勒的儿子库尔特透露,泰勒死于帕金森并发症。除了库尔特,泰勒身后留下两个儿子,艾瑞克和德里克,以及三个孙子女。他与乔安妮·霍诺尔德(Joanne Honnold)的婚姻以离婚告终。
在施乐帕克研究中心,泰勒所做的最为人所知的事情是发起了计算机科学家每周一次的例会。这些科学家在会中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从计算机技术到以色列魔术师尤里·盖勒(Uri Geller)的魔术,无所不谈。在每一次会议,先由一位与会者提出一个话题,然后大家参加讨论。这些会议被称为“发牌人”,因为主持人会像 21 点纸牌游戏的发牌人一样坐在中间,其他科学家向后靠在豆袋椅上,围成壮观的一圈。随后他们开始进行天马行空般的讨论和辩论,但从中受益最多的总是泰勒。
“鲍勃总是制造发牌人会议的紧张氛围,好让大家都有良好表现。”曾经作为一名年轻帕克软件设计师参加发牌人会议的特德·卡勒(Ted Kaehler)回忆道:“他通过此来判断哪些东西是有用的,哪些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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